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呈现出许多良好的发展因素。取消农业税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创举，已经使大量农民受惠；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正在引动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变化……。但是，在推动解决三农问题的良好环境中，也出现了一个令人并不乐观的问题：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深层次发展矛盾。我认为，这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逆向趋势。

　　一、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不可能离开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外生性发展战略，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经过２０多年改革开放的探索、研究，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大致可以分为内生性发展战略和外生性发展战略两大部分。

　　所谓内生性发展，就是由政策改善、科技创新、政府投入、制度变革等因素作用于农业部门内部推动的发展。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与此同时，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外生性发展任务，就是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这个战略任务是前者无论做怎样的努力都无法完成的。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改变农民收入状况。现在有足够的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长期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和社会消费增长的平均水平，成为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最少的群体之一。从城乡收入增长的比较分析观察，虽然少数年份也有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但总体趋势表明，城乡收入的差距是不断扩大的。按照国内统计口径的贫困标准衡量，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有６０００万左右，只占全体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几。但是，这是一个很低水平的贫困与非贫困分野。

　　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先生根据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衡量——每天生活消费两美元，提出中国还有４亿人没有达标，主要是农村人口。他认为尽管贫困在努力改善，但问题是这些从社会贫困最底层向上爬的人并没有爬多高。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大约两亿多富余劳动力的长期沉积，很难通过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的增长、发展，获得具有平均社会收入水平的就业安排，从而最终脱离从社会贫困最底层向上缓慢爬行的命运，必须逐步向非农经济部门进行就业转移。之后，再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将这种就业转移逐步向工业经济圈和城市经济圈进行人口规模转移。从目前学界和政府达到的认识水平看，这恐怕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难以逾越的一个历史课题。

　　二、中国农民就业转移的增长，在１９９０年代末期逐步减缓和相对稳定下来，但这个时候正是耕地被大规模占用的高潮期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城乡比较收入激励的杠杆下，农业生产部门的富余劳动力开始大量向非农经济的二、三产业进行流动转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比例占整个国民经济就业的７０．５％，是社会劳动力就业的绝对主体，也是表现中国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的一个特殊指标。在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０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分别下降为６８．７％、６２．４％、６０．１％、５２．２％、５０．５％、４９．８％和５０％。从７０年代的７０．５％到２０００年的５０％，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就业比例下降了２０．５个百分点。这个时期，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大量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人口，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在国民产值比例和社会就业比例两个最主要的指标上，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我的研究发现，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流动转移为主要动因，导致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就业比例下降过程，在９０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就业比例显示出极其缓慢的下降，甚至出现了就业比例相对稳定的状态。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就业比例分别为４９．９％、５０．１％、５０％、５０％、５０％、４９．１％和４９．７％，大致稳定在５０％左右的水平，变动差率小到可以不计。

　　如果仅仅出现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就业比例显示出极其缓慢的下降，甚至出现了就业比例相对稳定的状态，可能还是不足为虑的。但严重的问题在于，恰恰在这个时候，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扩张特别迅猛的时期。这个时期一个非常突出的普遍特征就是，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扩展大量占用土地，农民的耕地面积迅速大量减少。根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３年，中国的耕地面积从１９．５１亿亩急剧减少到１８．５１亿亩，７年中减少了１亿亩耕地，平均每年减少１４２９万亩，７年的耕地面积下降水平为５．１２５％，是改革开放以来耕地面积下降最快的时期。

　　三、同以往工业化历史的类似案例进行比较考察，中国出现的情况是一种并没有找到合理解释的反例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在西方主流工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历史中，尽管各国的具体情况互有差异，但有一个特征是基本相同的，就是在工业化加速发展和城市经济急剧扩展的时候，也同时大规模地吸纳农村就业人口，并同时大量地把这些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茨涅茨教授的长期深入研究，认为１９世纪初期到中期，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最为迅速、深入的时期，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的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大量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移的时期。到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在全部产业就业中的比例只有２０％多一点，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例约占８０％。库茨涅茨教授认为，到这个时候，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任务就算基本上完成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考察过这个历史过程。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加速积累——发展的时期，对于丧失土地、离开农村而被迫成为雇佣工人的人群来说，是很残酷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采取野蛮的方式大量剥削剩余价值，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在马克思的详细考察中看到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变为城市居民（贫民）的情况。

　　由此历史发展的比较，我们现在好像发生了完全不同的情况。现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有人甚至认为已经接近最后成熟时期，但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比例却仍然稳定在５０％左右的高水平上；当国民经济产值的８０％以上集中在第二、三产业部门的时候，社会就业的主体人口仍然积聚在农业部门。这算不算是我们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工业化历史发展的反例呢？

　　这个反例并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在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建设大量占用农民耕地的时候——这个趋势的强度并未减弱，第一产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却出现下降缓慢和相对稳定的状况，是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逆向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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