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纸做包子的消息，被证实为虚假报道后，相关责任人分别受到刑事拘留、行政处分和通报批评等处理，新闻战线迅速展开教育整改活动。有关部门对这起假新闻事件重视程度之高、反应之快、对假新闻出手之狠，是近几年来少有的。就具体事件而言，“纸馅包子”事件已经尘埃落定，但媒体、网民、民众的议论远没有停止，这也的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媒体如何在自律与他律中，发挥良性的积极作用。

　　从时代特征来看，我们处于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社会生产生活依赖于难以计数的各种信息流动，才能实现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出现泥沙俱下的情况，比如错误信息的流通，别有用心的谣言等等，因此，作为党的喉舌与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更有责任去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获得准确的信息，再传播给社会公众，以此来消除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畸变，因而，社会公众对媒体的重视与信任是非同寻常的。

　　正是因为具有高度的公信力，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才应更强，如果媒体传播信息出现了偏差，广泛的传播渠道、专业的制作技术这些原本的优势，就很可能成为扩大失实信息传播范围的推动力，将造成百倍、千倍于普通公众错误信息传播的危害。然而，另一方面来看，面对新闻资讯同质化日益严重，媒体与媒体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为了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加快发展，有些媒体从业人员不是在提高人员的自身素质、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苦练内功上下功夫，而在职业理念上存在着一些误区，片面理解新闻的“新”，以轰动效应论英雄，甚至少数从业人员僭越“没有新闻，制造新闻”的雷池。

　　面对这种情况，就自然而然带出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话题，这个原本更多出现在公权部门的事情，也不可避免地扩到了传媒领域。解决这个问题，要将思想道德教化与法律规制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持久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努力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高尚的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塑造自己，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新闻工作实践；就是要用先进的文化武装自己，支撑起自己的思想品格、道德良心、行为方式，坚决杜绝“假新闻、有偿新闻、低俗报道、有害广告”四大公害，并与之作斗争；另一方面，作为法治化国家，我们也应该不断结合变化的社会情势，立足国情，将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法制手段固化起来，同时通过法律固有的强制力来彻底解决有关问题，比如媒体监督与被监督问题，媒体工作流程审查程序问题，媒体单位如何用人的人事问题，发生重大新闻丑闻责任承担的问题，媒体造假如何定罪量刑问题，等等。

　　总的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大众传媒不断带来新的挑战，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在媒体自律的基础上，立法者应尽快出台有关规范大众传播的法律法规，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明确各类信息传播者的权限及职业道德规范等问题，通过道德法治双驱动，来实现信息自由流通与信息传播质量之间的平衡，在人民根本利益至上的原则下实现媒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进而使我国的新闻工作在法治的轨道上不断健康前行。  

来源：《法制日报》